在经济“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变数?在发展之中会有什么难题、机遇和挑战?11月1日，央视举办了“2014CCTV中国上市公司峰会”上,四大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就目前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101/13240089_0.shtml

在这场讨论中，中金的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系统讨论了中国经济合适的增长速度，认为应该在7.5%左右。综合其演讲，恐怕有两处硬伤。

第一，关于投资与储蓄。梁红认为投资等于储蓄这是恒等式，而中国目前是资本净输出国，“为什么我们不能投给自己,非要做为净的资本输出国。为什么我们要是净的投入?投到美国国债上就更莫名其妙。中国最大的资源错配为什么不投给自己,要投给别人?”这恐怕是用错了公式。

投资等于储蓄是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关系，这个投资是由投资带来的经济增加值或国民收入。而购买美国国债则是我国运用储备资产的方式，这种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投资活动并不能简单地与国民收入恒等中的投资对等。任何一个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如果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都面临着外汇储备资产运用的问题，都会是资本净输出国。另外前者是价值创造概念，后者是资金流动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第二，关于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梁红认为我国人均收入只有7000美元，还不到中等发达程度，对照其它亚洲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还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梁红对比的恐怕都是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事实上，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并不能单独用不均收入去评价，而是要看其由资源约束形成的潜在增长能力。那些人均7000美元时仍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小国，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有充分的国内外资源支持。而我国现在劳动力已经开始净减少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也已经到了尽头，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大下降，如果非要追求高增长，可能后患无穷啊。如果因为一个沙漠地带的小国，因为它人均收入只有100美元，就判断其应该维持20%的增速，而不看其是否有资源支持，可行吗？所以这种用人均收入判断发展阶段，进而判断应该的经济增长率的思维是有问题的。倒是中信证券的诸建芳以人均收入，判断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是可取的。

由于梁红做出判断所依赖的两个重要依据都有硬伤，所以其结论非常可疑。

现在在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要将GDP增长放置一边，重点关注就业、环境、民生和产业结构。要让经济增长成为结构调整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努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