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林毅夫2012年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后，既带回了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也带来了诸多争议。近期，他撰文详细介绍了与同为北大教授张维迎的几点争论，同样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对外界对其的误解进行了澄清。（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4_08_13_256114.shtml）

通读林的这篇文章，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词：一是绩效，二是理性。

我先说说绩效。林文在讨论国企改革中，引用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成果，说明私有化的无论是企业还是经济体，其绩效都低于没有大规模私有化的；在讨论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时，也证明在转型经济中，未建立英美宪政的国家经济绩效好于建立了英美宪政的，而且有宪政的国家照样存在很多问题；在讨论中国经验时，林文更是明确提出“如果…… 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 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

可以说，在林文的分析框架中，绩效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这和他最近广为传播的观点“中国经济仍要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持续增长”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林文之所以如此重视经济增长，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穷怕了”，从而长期以来都是把经济增长放在特别突出重要的地位上，长期以来把增加收入、减少贫困作为追求目标，也可能是留学期间深受其导师影响，也可能在世行工作期间，其工作的重点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减少全球的贫困人口。

关注经济增长本身并不错，经济增长毕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虽然不是全部，但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问题是，我们关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如何评价经济增长的程度和水平。

简单地评价经济增长，可以将其简化为对GDP追求，速度快、持续时间长都是好现象。但GDP毕竟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的一系列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从收入法的角度看，GDP是由企业利润、政府收取的生产税、劳动力收入等因素组成。那如果在计算的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扭曲的，成本被大大地降低了，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值得追求吗？

比如说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环保要求，没有将对环境的破坏转化为一定的成本加入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由此出现利润的快速增长，这种经济快速增长和环境快速恶化并行的经济增长值得追求吗？

再比如对劳工的保护，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对劳工进行适当的保护，劳工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却使自己的身体在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短期看，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但从长期看，工人将永久地为此付出代价，社会也将在未来长久地承担这种成本，这种经济增长值得追求吗？

还有，在经济增长中，政府承担推动经济增长的责任，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政府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对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进行迫害和打击，从而使全社会的法治、公平、正义都受到严重破坏，这种经济增长值得追求吗？

所以，无论是在看林毅夫近几年公开发表的一些赞美政府政策的文章，说中国经济还应该通过投资拉动保持继续的高速增长，还是看此次林毅夫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我都很奇怪：对于中国35年来持续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水、空气、土壤严重污染的问题，包括资源被严重破坏、能源过度消耗的问题、包括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问题，林教授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是没看见？是认为不严重？还是认为不存在？还是不愿意看见？

因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涉及一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判断——这种增长是种什么性质的增长，是不是应该维持，是不是可以作为经验向全世界推广，是不是可以称为中国模式。这35年来的增长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经验更多还是教训更多。

在这些问题上，我是绝对不能接受林教授观点的，基本上林教授所有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都不能接受，我认为中国35年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近10多年来的增长，是畸形的，是在各种价格和非价格因素严重扭曲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扭曲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在目前，损害了相当一部人的利益，而且对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还将持续地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说严重点，这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增长，绝对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只重视绩效的结果，而不看绩效背后因素的现象，无论是在国内的学者中，还是在国外的学者中都非常普遍。比如张五常、比如罗奇，比如斯蒂格里茨，还有萨默斯。难道GDP是怎么来的真的不需要关注和讨论吗？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今天所有厂矿企业都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标准（不是按发达国家的标准）配齐安全生产设备，并且按规定运转，那这些企业的绩效会如何？如果我们立即马上把所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食品（包括蔬菜、水果、粮食、各种肉类及副食）全部消毁，那我们的食品供应会是什么局面？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对污染了空气、土壤、河湖海泊的企业都按法规进行处罚，那我们的经济会是什么绩效？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吗？不会出现严重的失业吗？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吗？

下面再说林文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理性。在林文中，处处都充满着对政府理性的信任和期待。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林文“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在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讨论中，林文“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在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林文表示““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在以上的种种“应该”中，林文就是没讲“如何可能”。当政府是垄断性国企的大股东时，政府如何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的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是否真的在政府的庇佑下获得了竞争优势？政府如何能做到审时度势？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下，如何能真正消除腐败？如何能消除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

有关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国内外已经有很多了，这么多年来的事实也证明，至少我认为已经证明了，所有林教授希望政府做的事，政府可能都做不了，因为政府就不愿意做，他没有动力去做。最简单一点，无论改革还是开放，哪个是由政府发明、发现，或者率先推动的？一个都不是。全都是民间，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实践，大量持续不断的走私是这两大政策的起源，根本就没有什么“顶层设计”这件事，总设计师也仅仅是美誉而已。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变成国家的政策，政府做的只是“认可”和“接受”。

基于以上的分析，林教授对于政府的种种期望我也是绝对无法同意的。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的利益、位置决定的。当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东西，对他们所掌控的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影响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以各种名目进行阻挠反对。当GDP成为决定他们升迁的标尺时，什么劳工利益、什么环境安全、什么法治公正统统都不重要。在今天的央企领导可能明天就会成为部委领导，今天部委的司局长明天就会出任国企负责人背景下，期望政府部门主动作出消减补贴、允许民企进入、国内国外公平竞争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是有，也是装装样子罢了。

政府并不可靠，尤其是在政府拥有强制性公权力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不当，有为的政府比无为的政府更可怕。 必须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政府的行为，同时，将其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包括正式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非正式的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在监督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小的规模和尽可能少的功能。

在林文中，还有林林总总其他一些观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就不一一讨论了。

比如说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1987－1988年，中国相当多的地方都出现了抢购风，物价出现快速上涨，这股风波与1989年发生的事情有直接关系，不知这算什么；1993－1994年，国内的CPI高达20%以上，不知道这算什么；1998年前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和我们推动国企改革影响，国内出现企业破产潮，国企职工下岗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率超过25%，坏账已经把资本金侵蚀为负数，技术上已经全部破产，不知这算什么。

另外，在引用历史资料和国外资料中，我也觉得有些问题要认真甄别，小心使用。比如说实行了宪政的英国在十八世纪也有大量腐败。事实上，像民主、宪政、自由等等这些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建立宪政最早的目的是限制国王的权力，而现代宪政的含义已经扩展为限制公权力了。

还有，很多东欧国家将国企私有化了，但经济绩效并不高。以及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早已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经济绩效也不如新加坡等等。这些例子很重要，都可以做为研究的内容。但做为证据时，可能还要认真筛选。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是无数个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从某一个因素出发，再找到某一个结果，就得出某种因果关系成立或是不成立，都是很可疑的。如同说多锻炼身体个子长得高，如果因为某个同学锻炼了个子依然不高就否定这个命题，而不看他家庭的基因一样。

林文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回到斯密的结论还是回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去，毫无疑问，应该回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去。毕竟斯密所处的年代，人口、通信、技术、资金、交通、贸易等等条件和今天是不可比较的。回到斯密关于“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去，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回去，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可以持续和推广，如果没有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政策建议被采纳的越多可能后果越糟糕。

而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显然，张维迎教授要比林教授客观、准确的多，更接近中国社会的实际。这可能就是两人的根本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