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有关改善或加强“供给侧管理”的各种文章中，不少学者在论述“供给侧管理”的合理性的同时，都先把过去的“总需求管理”批判一番，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受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误导。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是千差万别，在各种制度、文化、历史、心理、传统等给下的具体经济运行，这就是它之所以如此有魅力的根源所在。但作为学说，它需要抽象出各种具体的现实的条件，就一个普遍性的框架或模型进行一般性的研究，然后再逐步放松约束条件，使整个经济学体系日趋完善和丰富。

任何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展开的，没有唯一正确、放之四海皆准的学说可以指导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一个学说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与其相关的对策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问题，可能不应该批评经济学说的有限性，而应该讨论为什么经济学家、决策者会僵化地运用、理解经济学的学说，而不能根据经济现实做出选择，或者对学说进行发展。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不论是“供给侧管理”还是“总需求管理”，都是从一个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学说，都有其合理性，肯定也都有其局限性。供给学派上个世纪在美国诞生，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也呈日渐式微的态势，就说明这种学说即使在当时很好地解释、解决了美国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到今天，也已经需要进一步升级或发展了。

另外，在众多批判“总需求管理”的文章中，其实看不到对“总需求管理”理论的批判，而更多的是对于基于“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批判，这就更加让人生疑。因为政策的制订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何鉴别打个某个理论的旗号，却根据决策者的私利制订政策一直是个难题。有人批判说我们轮番受到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误导，那为什么决策者一会儿相信凯恩斯主义，一会儿相信货币主义呢？或者同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为什么有人相信凯恩斯主义，有人相信货币 主义呢？从这个角度讲，是这些理论误导，还是我们朝令夕改，自我折腾呢？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是基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概括，这些国家在基础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产权保护，基于市场的自由交易，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法治，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保护知识产权，社会保障体系等。在中国运用这些理论制订政策，是不是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具有了人家那样的基础？如果连基础都不具备，那是人家误导，还是咱们自己误用呢？

就目前所提出的“供给侧管理”对策看，其实都似曾相识：

制订产业发展引导目录？以前没有制订过吗？效果好吗？

减税？以前没说过要减税吗？事实上真减下来了吗？

鼓励企业直接融资？以前没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吗？但直接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真的发展起来了吗？

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审批？过去政策从来没说过要加重企业负担，复杂审批手续啊！

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政策、对策而言，其实都和过去被批判的“总需求管理”时代没什么区别，还是在穿新鞋走老路。

那么新路在哪里？

比如说，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负担太重，重在哪了？税太重？为什么税太重？名义税率能不能降下来，税务部门执法能不能规范，政府的支出需求能不能降下来？

说企业创新不足，那是什么在阻碍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能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大量占有资源的企业能不能破产重组，促进资源顺利流动，能不能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政府能不能厘清和企业的关系，不要一方面招商引资，和企业家称兄道弟，提供各种优惠当企业低成本、低档次扩张，当消费者和企业产生矛盾时，为消费者维权设置重重障碍，保护企业利益。另一方面又用税收、工商、城管、卫生、规划等手段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让企业负重而行？

政府能不能退出经济增长的竞技场，而转身公共服务，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均等化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切实承担失业保障、依法治国来保障经济运行和技术创新？

大量中国的消费者出国采购了多少高新技术产品？连让人放心的婴儿奶粉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所缺乏的并不是创新！无论是“供给侧管理”还是“总需求管理”，基础制度建设都是第一位的，也都是共同需要的。

从根本上讲，只要政府的手不从市场中缩回去，政府不回归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立场，不建立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运行机制，不真正践行依法治国的理念，就象某些人今天批判“总需求管理”一样，我们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又去批判“供给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