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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引出的三个经济学问题

自从3月份美国提出要对钢铝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又发布了对我国进行的301调查报告,又对中兴进行了禁运惩罚。面对这一切,我国也发出了强有力的反击,除了商务部、外交部在表态时进行坚决反对外,商务部也拿出了反制措施 ,既包括金额对等的惩罚名单,也包括马上就开始的对大豆的进口处罚。这一切似乎都预示了中美贸易要进入一个尖锐对立的阶段。

现有的各种分析大都认为中美的贸易逆差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分工、比较优势、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是正常的,美国不应把这个问题的出现归罪于中国。而美国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只是以此为借口,美国的真实用意是基于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要对快速增长的中国进行遏制,尤其是要对“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产业进行遏制。

上述分析自然有合理的成分,任何一个事情的产生,都可以从多个角度找出其合理性,得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的理由。而中美贸易摩擦也为我们提出了几个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

一是垂直专业化后的就业问题。与中国高度重视GDP增长不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观察,美国对于就业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这可有与其政治体制有关,所以特朗普的当选会大大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像,支持他的就是大量美国的失业工人。如果我们假想一个两国三产业的结构,两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三产业是一类产业、二类产业、三类产业,三个产业各自的特征是低资金密度、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密集;中资金密度、中技术含量、高劳动密度;高资金密度、高技术密度、低劳动密度。而每类产业又可以根据资金、技术、劳动力的密度对其生产环节进行分类。

在起始阶段,发展中国家在一类产业有优势,二类产业水平一般,三类产业几乎没有。而发达国家则是在二、三类产业有优势,一类产业几乎没有。后来,随着双方的贸易,发展中国家通过积累资金和技术,逐渐获得了二类产业中一些对劳动力需要比较多的生产环节的优势,由于发达国家无法发展一类产业,二类产业的上述就业机会就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而其三类产业也无法吸收富余的劳动力。其实,由于劳动力资产有一定的专用性,从二类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也很难进入三类产业的发展中。于是,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发达国家当然可以凭借其在产业链价值的高端获得的巨额利润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劳动者作为人是无法仅仅凭借社保持续生活的。所以,发达国家仅仅是基于就业问题,就会出现逆全球化选择,借此来维护自己的就业水平。

二是垂直专业化背景下的外汇储备控制权问题。自从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外贸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即使在2015-2016年出现了快速减少,目前也基本稳定在3.1万亿美元左右,最高峰接近4万亿。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也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外汇储备如此之多,很容易让人产生实力雄厚、财大气粗的感觉。这其中就有一个外汇储备的实际控制权在哪里的问题。

在垂直专业化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有量大、吃苦耐劳、素质较高的特征,所以在很多行业(尤其是前述的二类产业)都获得了产成品终后端的组装环节。这使得出口体现为中国的出口,储备体现为中国的储备。而在这些企业中,事实上很多是外商投资的,包括台港等准外商。这就使得外汇储备的实际控制权与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控制权并不一致。目前没有看到统计数据,只能从出口公司的角度看出,对美出口的企业的前十中,只有一、两家是中资的,其它都是外资或准外资。而从资本流动的角度讲,这些公司积累了多少利润,在国内市场积累了多少财富,很难统计。如果中美真的出现激烈的贸易冲突,这些财富会在多大程度影响外汇储备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构成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最基本的竞争力就是价格,中国商品之所以近二十年能行销全世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物美价廉。物美得益于我国工业化能力的整体提高,而价廉则成为很多国家诟病的因素。因为在这其中,既有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配套好、生产效率高等正面因素,也有环境成本低、忽视劳工保护等负面因素。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纳瓦罗在2011年将其归纳为八个方面:破环环境、缺乏劳工保护、侵犯知识产权、汇率操纵、政府补贴、不当关税及关键产品的出口限制、掠夺性定价、对外资企业经营的隐性限制。

在这八个方面的指责中,从程度上讲,有些有过度攻击之嫌,但从现实表现中,很多受批评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当然,其中不少问题我国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积极改进了,比如环境问题、劳工保护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有些仍利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予以维持,比如关税。但有些并没有太多变化。这不免就引发交易对手的指责。如果从公平交易的角度讲,恐怕我们的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二三十年里,都面临出口产品成本结构调整难题:维持现有出口商品的价格构成,就会引发人家的指责与反倾销惩罚以及301调查;加强环保、劳保、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关税等,又有可能引发我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最佳的选择就是不断继续地小步微调,在经济上持续保持压力的情况推动企业持续改进的同时,维持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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