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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的活动中,不少学者对报告中有关金融风险、金融改革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尤其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有关“明斯基时刻”的表述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如果由此上遡至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报告中的相关内容,降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表述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

近日,在央行官网上,发载了周行长的一篇署名文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文章对我国目前面临的风险形势、产生风险的原因进行阐述。

在关于风险形势方面,周行长认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那金融领域的信用扩张有多快呢?

如果以2002年为基期,到2016年末,我国的GDP增长了511%,M2增长了738%,社会融资存量增长了950%。也就是说M2的增长和社会融资的增长远远快于GDP的增长。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已经持续地快于M2的增长了。

为什么M2和社会融资增长如此之快呢?

周行长的文章进一步说”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并且列举了两大类常见的干扰方式: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高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那么这些投放的信用去哪里了呢?

2017年9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49万亿,其中政府债券占比56.6%,政策性银行债占比26.7%。此两类项目占比达到83%。由于政策性银行的项目大部分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大量增加的信用投放大部分是流向了政府部门。

真实的情况可能还要更为严重,因为在周行长的文章也明确说了”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所谓”购买服务“主要的形式就是现在炒得很热的PPP.而在调动全社会资金资源方面,很多政府部门迈出了更大步伐:以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区域发展基金等形式,深度介入到原本完全属于私人投资的股权投资领域,进一步地引导社会资金按政府的意志流动,而不是按市场的规则流动。

在各级政府部门以各种形式追求区域增长高速度,追求公共服务高品质,追求城市形象上档次的背景下,政府部门的有为冲动不可避免地会使其产生超过其财政支出能力的资金需求,会产生不顾项目的真实效益水平而持续膨胀的投资冲动。当各级政府作为巨大的资金需求者出现在资金市场上时,包括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在内 企业群体自然会处在竞争的下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则是必然现象:金融系统如果不放松,市场资金价格就会高启,增加工商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如果金融系统放松投放,整个社会的杠杆水平就会持续快速提高,进一步增加宏观脆弱性。而高杠杆又为游资炒作、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稳定、资产泡沫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目前潜在的风险因素,但货币投放的总闸门还受到干扰,宏观纠偏还难以有序进行,信用投放还难以真正进入高绩效领域,信用扩张还难以真正得到遏制,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还在增加宏观层面的脆弱性。而产生这一困局的主要因素,就是目前的政府行为错位。也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工作,仅靠央行,或者再加上银证保等几个金融管理部门,都是难以完成的。只有从根本上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纠正各级政府部门的行为,调整其行为动机,大力压缩政府部门及其职能,才能从根本完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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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卷舒

自在卷舒

73篇文章 152天前更新

经济学博士,金融业内人士,先后在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研究机构工作。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银行经营管理、货币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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